文|徐 来科元网
编辑|徐 来
《——·前言·——》
1976年夏季，一架军用直升机意外撞上山体，机上中将与其亲生儿子当场罹难。
这起事故背后，围绕着一个沉甸甸的问题——国家究竟给他们家发放了多少抚恤金？
1976年7月7日，福建东南沿海天空阴沉，云层厚重。
中午时分，一架军用直升机从漳州军用机场起飞，飞向东山岛。
这次飞行任务并不复杂，是部队的常规勘察，行程紧凑，安排匆忙。机上共有十三名乘员，除飞行员外，乘客身份各不相同，但最受关注的当属皮定钧中将。
展开剩余87%皮定钧年过六旬，身为正军级将领，是新中国建国时首批授衔的中将之一，后任福州军区司令员。
他没有选择坐指挥车，而是带着儿子皮国宏，一同登上这架直升机。
此次飞行既非战时紧急任务，也非紧急调动增援，而是一次普通的军事巡查。
当天上午，天气预报并不理想，东南沿海低压系统盘旋，夹带着海雾。
原本应慎重考虑天气状况，评估是否适合飞行，但飞机仍按计划起飞。机体穿梭在厚重云层中，导航设备较为有限，飞行员只能凭借丰富的经验和目测来判断航向。
接近中午十一点时，地面雷达突然失去飞机信号，十几分钟后，军区警报响起。
有人听见一声巨响科元网，赶到现场，只见一片焦黑的残骸，直升机撞上了漳浦县灶山的山体，整架飞机断为两截，机上所有人员无一幸免。
那一刻，没有任何生还的奇迹。皮定钧和儿子坐在机舱中部，座位被机体残骸卡住，根本无从逃脱。
机上十三人名单中，多是年轻军官，还有两名机组成员。
尸体辨认工作直到傍晚才结束，有的尸体只剩半截军装，有的面容因火烧而模糊不清。
军方随后发布了简短公告，未透露事故细节，仅称“执行公务时遭遇空难”。
当时全国正处于特殊政治时期，事故处理非常低调，报纸上几乎没有详细报道，只有简短的通稿。
内部调查结论并不复杂，归因于恶劣天气和导航失误。这一切都被封存在档案袋里，成为机密编号。
皮定钧出身红军老战士，安徽金寨人，15岁便加入红军，随队走完长征。
抗战时期曾参加黄河抗战、守卫陕北。建国后，逐步升任军区司令，性格直率，讲话带着浓厚的皖西口音，在军中享有良好人缘。
1970年代，皮定钧调任福州军区，负责东南沿海防线。
他带兵严谨，常年深入基层，极少携家属随行。
皮国宏是家中长子，自幼随父军旅生活辗转各地，后来考入军校，毕业后转业至地方机关工作。
此次随父同行，既无正式公文，也未有调任命令，纯属私人意愿。有人猜测他想看看部队状况，也有说法称父子久别重逢，正好搭上这趟飞机。
皮国宏年仅28岁，新婚不久，妻子在厦门工作。事故当日，家人尚在单位焦急打听父子行踪。
下午收到军区通知时，家属泣不成声，连夜赶赴漳浦，只剩下一副沾满血迹的皮带作为身份标识。
烈士评定手续迅速完成科元网。
皮定钧按“因公殉职”处理，列入军队重大伤亡档案；皮国宏虽未正式服役，但鉴于同行性质，也被追认为烈士。
军中不少战友默默焚香祈福，有人写下长信投入墓地角落，有人感慨：“他一生带兵，最后却牵连了儿子。”
那几天，福州军区多次降半旗悼念，军医学校主动出力协助遗体处理和运送。
这对父子就这样静静地被送走，声势极为低调。
随后，关于抚恤金的讨论悄然展开。
消息传回家属院时，皮家门前已围满人群，却无人开口。张烽站在门口，手握毛巾，神色平静无波。
那年她刚过五十，突然成了寡妇，也成了烈士母亲。
单位迅速安排慰问，军区政治部送来了两封盖红印章的讣告。
副司令亲自前来吊唁，带来一只搪瓷水杯、一条毛巾和一只牛皮纸袋，纸袋并不厚，里面装的就是抚恤金。
根据当年军队因公殉职的规定，皮定钧的抚恤金一次性定额补助为500元。
虽军衔为中将，且属于特殊事故，有人期待金额会有所增加，但并无附加。张烽接过钞票，仔细数了数，确实是五张崭新的百元大钞，边角叠得整齐。
儿子未服现役，虽追认为烈士，抚恤金由福建省民政厅发放，最终到账金额仅两百多元。
两笔钱加起来，不到八百元。
张烽未曾言语，将钱存入银行，账户名称写为“家庭专用”。
几个月后，她在一本旧账本上记下几笔花销：1976年10月购布两匹，做了一件新棉衣，花费18元；1976年12月回金寨祭祖，路费23元。
之后再无记录。有人说她变得节俭，有人说她从此不再提丈夫。
那年物价不高，一斤大米约三毛多，500元相当于普通工人三四年工资。但对皮家来说，这500元并非奖赏，也不是荣耀，而是一条突如其来的终点线。
战友们曾提议为皮定钧立碑，张烽拒绝：“他生前连照片都不爱挂，活得踏实，死也别张扬。”
1979年，全国开始调整抚恤政策，张烽收到军区来信，告知抚恤金标准过低，将补发差额款。她未多言，仅点头同意。
几个月后，补贴款到账，连利息加起来也不过一千多元。
她默默将钱再次存入银行，这回改用“专项用途”账户，没人问她打算，她也未透露。
1982年，她取出存折，带着身份证和介绍信，前往福州鼓楼一处写着“儿童福利基金会”的办公室。
填写资料后，将存折与现金全部捐出。
捐款人栏里，只写了“烈属张烽”。
她未向部队透露此事，也未告知子女，只是静静地将丈夫和儿子的抚恤金，含本金与利息全部捐赠出去。
多年后，一位基金会老员工谈起此事，称：“她的眼神很平静，毫无自我牺牲的表情。”
她从未在家提及这笔钱的去向。有人劝她买电暖器过冬，她摇头说：“家里够暖。”此后无人再提。
直到她去世后，子女整理遗物时，才在一张泛黄的文件袋中发现捐赠收据。
金额是￥1,062.35元，印章清晰，落款为“福建省儿童福利基金会”。
这是一段发生在三十年前的故事。
如今，谁还记得，那笔钱，是一个中将和他的儿子在空难中换来的。
那年飞机碎了，人散了科元网，抚恤金只剩一张收据，承载着未曾言说的遗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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